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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材影响眼光

1999-12-30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文章虽是个人的事,作家写作,只仿佛私人作坊里的个体劳动,但作品一经问世,则它又是全体的了。各人的质材———境遇、天性、修养、性格、头脑的种种差异,决定了他们看作品、作家的眼光也是千差万别的。古人谓文章如女色,好恶系于个人,诚卓识也。王尔德更直截说,文章一半是作者写的,一半是读者写的。

除去文学素养,学问水平不论,影响作品评价的最重要因素,则似乎是个人的质材和观人心理。若现代文学开拓之初,才华横溢的诗人朱湘对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的评价竟然是:“瞧徐志摩的那副尖嘴,就不象写诗的人。”(见司马长风《中国新文学史》)大家同在一条路径上走着,在同一大锅里觅食,碰撞之事难免,但竟至挥拳相向,满腔的鄙夷,则多可追溯到个人质材:所谓个人质材,包括性格、心理、境遇、素质、天赋、气质等多种因素,故质材不合者,水平越高,则矛盾越烈,志摩、朱湘干戈攘扰的骂战,盖出于此。现代文学史上,此种事情多如牛毛。叶灵凤《小谈林语堂》尝谓永远引不起他的兴趣的一本书乃是林语堂的《生活的艺术》,此说太过,似有明显的私人纠纷在里头,果然,文中又说林语堂给人写稿,认钱不认情,甚至说“林的英文已经不很高明,中文简直更差,文言文不行,白话文也不行,简直不能同苦雨老人那种冲淡洗练的散文相比。”郭沫若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,认为语堂英文差,古文《易经》也看不懂。这些攻讦只有结论,没有分析,包括瞧不起《生活的艺术》,其具体不行究竟在哪里,语焉不详。除去个人恩怨,只好归于个人质材的不同引起的。

由于个人质材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学评论有时一语中的,准确到无以复加;有时却与原作精神相去万里,不着丝毫边际。若叶灵凤评林语堂,可谓毫无道理。这一点,语堂先生曾略加申说,他认为他的英文好不好,最好让英美人士,总之是懂英文的人去评说,”郭沫若是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的。”“至于《易经》,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,郭沫若读了偏说懂,我与他的分别正是这一点。”并认为“郭沫若集古今肉麻之大成。”(林太乙《林语堂传》)

另就叶灵凤所举苦雨老人(周作人)和林语堂文风高下之论,也颇可说明质材不同,而好恶也不同,周作人于魏晋文章和晚明小品取法甚多,其中魏晋文章于整严潇洒中有放诞,于雅健凄美中有随意,周作人所取者,多为轻松随意之一方面;他的文章成就之高,首在思想见地发人之所未发,言人所不敢言不曾言;就其文章而言,尚多猥杂不合文法,难以卒读之处。实际上,林语堂的中外文修养,文学总体成就,与周作人均属第一流的,都是新文学队列里的人中之龙,各有长处,殊非泛泛。叶灵凤之抬周抑林,出于个人质材,而起龃龉者所在多有。意气用事多,灼见真知少。

清人王符曾,编《古文小品咀华》一书,《赘言》中谈及编辑体例,尝谓“六朝骈俪恶习,破坏文章体格,是刻痛加扫除。”读之令人愕然。魏晋六朝文章凄美之至,为古文之上上品,在他看来却是恶习,何以?原来乃因“鄙趣不喜四六对偶。”根柢还在质材差异上面,他的意见,可与叶灵凤论林语堂参照。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,其实就是同行之中,人心的隔膜,又何啻隔山,何啻天渊呢!作家的质材不同,则感知方式、表达方式都有前后歧出,言人人殊的地方。并且质材的稳固融化在人的天性中,若乌鸦不染自黑,仙鹤不浴自白,至难改变。这也可以说是形成流派的基础。刘彦和说“思赡者善敷,才核者善删”。乃因质材差异造成,质材突显作家的长处,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的局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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